跨越两千多年历史的南方丝绸之路，在其西端，有一段古道被称为“博南道”。它东接西夷道、南夷道（灵关道、五尺道），西连永昌道，是古代中国西南连结中南半岛诸国、南亚地区的必经之路。因为这段道路经过永平县西部的博南山，故得名“博南道”。
一、道路开通与发展
博南道作为民间商道至少在西汉以前已经存在，作为官方开通经营的交通要道则与张骞出使西域密切相关。
汉武帝时期，张骞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了解到自蜀地至身毒（即古印度）之间，民间存在一条早已开通的商道，是汉王朝通往大夏的“宜径”。在张骞的建议之下，汉武帝先后派出几批使者探访这条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然而，却“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巂、昆明。”于是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开凿昆明池练习水战，准备以武力打通博南道。
博南道打通之前，这条道路穿越的区域分布着多个民族群体。其西部为哀牢人分布区，哀牢人是一个民族身份比较复杂的群体，他们曾建立地域广阔的哀牢国。《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哀牢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
在哀牢的东部则分布着昆明人和巂人。《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在相继灭南越，降服夜郎、滇等国和许多部落之后，部分昆明人、哀牢人分布地区也被收服。于是在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西汉王朝渡澜沧江和怒江，设置巂唐、不韦二县，是西汉王朝开始在哀牢地区设治之始，也标志着官方经营维护的博南道正式打通。
此后，“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城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他人。’”
随着哀牢人的完全归附，博南道真正实现了畅通。博南道的开通，不仅使汉王朝在洱海地区的统治趋于稳定，而且促进了道路沿线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使滇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并且各民族通过这条道路相互吸收，彼此包容，共同发展。特别是中原汉文化沿着道路传播到了滇西地区。与此同时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文化也经由这条道路传入，促进了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局势动荡，包括博南道在内的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陷入了大姓、夷帅的纷争之中，沿线交通被阻塞。只是在诸葛亮“南抚夷越”，稳定南中的过程中，博南道得到了短暂的疏通。两晋南北朝时期又陷入封闭状态。
至隋开皇十七年（597年），史万岁率军南征，“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经寸。”博南道又得以基本疏通。唐朝于武德至贞观年间都积极经营，洱海地区的民族“遣使朝贡，因求内附。”保证了博南道的畅通。
宋、大理国时期，博南道交通枢纽的地位得到了延续，虽然周边也有其他道路的兴起，但是博南道的畅通，使其依然发挥着其承载内外交流的重要功能。
即是到了明代，徐霞客游历至博南道，抚今追昔，依然感慨到“固知迤西咽喉，千百载不能改也。”
二、路线分布与构成
博南道上最主要的路线节点为：大理←→漾濞←→永平←→保山。实际上这几个大的节点之间，是由多个铺、驿站连接的。具体而言，大理下关出发经过的站点有：合江铺、券桥河、金牛铺、漾濞驿、漾濞江云龙桥、柏木铺旧、秀岭铺、秀岭垭口、太平铺、打牛坪铺、黄连铺、叫狗山、老白土铺，等等。当然，这些具体的交通节点，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增减和变化的，但是并没有改变这条道路的总体走向和功能发挥。
三、沿线物及文化流动
博南道的开通及维系，为沿线民族之间物及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载：“博南县西山（即博南山）高三十里，越之得兰沧水。有金，以火融之为黄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珀，能吸芥。又有珊瑚。”在洱海地区出土的汉墓中，也发现了不少玛瑙、蚌珠、海贝。
事实上保山、大理一带并不出产这些“异物”，这些物产正是从东南亚、南亚经过博南道传入洱海地区，乃至蜀地和中原地区。
与此同时，中原的货币以及农业耕作技术也经过这条道路传播到了洱海及其周边地区，在经济上推动了这些区域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关系。
在物产流动、技术传播的同时，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东南亚与南亚的佛教文化也通过这条道路进行播散与交流。甚至古代中国与更为遥远的欧洲的文化、艺术交流也曾经借助这条道路来实现。
可以说这条延续千年的交通要道不仅是我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交融、共享的通道，也是今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密切我国与南亚、东南亚联系的重要基石。（采写 | 杨超 制作 | 胡琪）
参考文献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9页。
作者简介：
朱映占，1977年9月出生，男，汉族，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万人计划”“文化名家”。现就职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迄今为止，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多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多项；先后荣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排名第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优秀成果三等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科研奖励。目前，主要从事中国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