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中国和英国长期的贸易顺差。清朝末年，闭关锁国后的清朝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贸中，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当时大英帝国已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尼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大清帝国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乏，没必要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
二是贸易结算货币的波动。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大清帝国则以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 18世纪中期，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殖民战争，这些冲突破坏了国际白银市场，并最终导致强大的新国家，即美国和墨西哥的独立。如果没有来自殖民地的廉价白银来维持贸易，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中国经济不受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因为中国能够从日本进口白银以稳定其货币供应量。中国的欧洲商品需求仍然较低，确保了与欧洲国家的长期贸易顺差继续存在。
三是鸦片贸易带来的社会不安定。为了减少英国对中国贸易的不平衡，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将在印度种植的鸦片拍卖给独立的外国贸易商以换取白银，这样做加强了其在亚洲的贸易影响力。鸦片被运往中国沿海地区，当地的中间商在中国境内销售毒品获得了巨额利润。毒品的涌入扭转了对中国贸易顺差，白银经济耗尽，以及国内鸦片成瘾者人数增加，令中国官员担忧的结果。
四是解决鸦片贸易冲突的方法差异。1839年，道光皇帝拒绝提出合法化和征税鸦片的建议，任命总督林则徐通过完全禁止鸦片贸易解决问题（自1729年以来中国禁止各种形式的鸦片），不提供补偿和命令封锁广州对外贸易。在将外国贸易商限制在广州工厂后，林则徐没收了20,283箱鸦片（约1210吨或266万磅）并切断他们的供应。英国政府没有质疑中国禁止鸦片的权利，但反对这种处理方式，认为突然严格的执法是为交易者设置了一个陷阱，必须通过双方的商谈解决鸦片贸易的矛盾，否则就动用武力。
五是工业革命催生自由贸易模式。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开始利用其不断增长的海军力量来传播广泛的自由经济模式，包括开放市场和相对无障碍的国际贸易，这一政策符合史密斯经济学的信条。这种贸易立场旨在为英国殖民地的资源开放外国市场，并为英国公众提供更多获取茶叶等消费品的途径。与这种新的经济模式相反，清朝继续采用高度管制的经济模式，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要求政府严格干预对外贸易。虽然清政府没有明确反对贸易，但缺乏对进口的需求和对奢侈品征收越来越重的税，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商品征收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使英国大为不满。
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一共有两次，各自的爆发背景有所不同。
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本质上是一场贸易战争，清王朝中央的禁鸦片烟的活动，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为了银子。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特许经营权，从事东方贸易，而后数百年间，东印度公司作为英国在东方的海外贸易代表，立足印度，和中国进行商贸往来。贸易的主要内容是，英国人购买中国出产的茶叶、瓷器，交换对象则是白银。
这种局面持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后，开始发生变化。
一方面是英国的银行间票据汇兑体系日益成熟，尤其是印度斯坦银行成立后，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本土建立了银行汇兑结算体系，从贸易成本角度考虑，东印度公司不再想大老远从英国本土或者拉美国家运来实物的银币。但是，清王朝并不接受英国的银行汇票等票据。
另外一方面则是南美洲在19世纪初叶开始接连发生独立战争，这块当时世界上主要白银出产地的区域政局不稳，白银开采量减少，使得英国人兑换白银的成本增加。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东印度公司本着逐利的天性，不再用需要从本土乃至南美洲运来的白银作为支付手段，而是采用印度出产的鸦片作为工具。或是直接以鸦片替代白银作为支付工具，或是采取走私等方式向中国出售鸦片，套取中国的白银，以此再来购买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等货物。
在这种局面下，清王朝感觉到了极为严重的白银收入减少的问题，而发现症结就在于鸦片，于是下令禁止鸦片贸易。1840年初，钦差大臣林则徐宣布不仅禁止鸦片贸易，一切与英国的贸易全部禁止，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的广州封关。
在此情况下，东印度公司乃至背后英国本土的商业利益受到巨大打击，英国组成远征军开始攻打中国，要求开放通商，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贸易战争，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可以形容为是条约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王朝战败后，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以及割让香港、赔偿军费等。以西方的国际法视角，《南京条约》虽然是不平等条约，但也具备国际法特征，事实上也就是清王朝采取西方国际法形式和英国正式建交的开始。
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法国、美国等列强国家采取比照等方式，也和清王朝相机缔约建交，从中国掠去大量的经济利益。
1856年，中国官方搜查停泊于广州的英国籍商船“亚罗”号，并从船上抓捕一些有海盗嫌疑的人物，英方以此举侵犯了英国的条约权利为口实，开始向中国实施武装报复。同年，法国以神父马赖在中国被杀，也开始追求条约责任，与英国联手组成了英法联军，直趋大沽口外。
在英法的军事威逼下，清王朝代表分别和英国、法国草签了《天津条约》。但是在履行国际法惯例中的条约生效程序时，英、法换约代表乘坐的船舰按期到达大沽口，突然被清军炮击，英法舰船毫无防备，遭受较大损失，导致此前的草约事实上破裂。英法联军遂发起了大规模的报复入侵战争，乃至发生了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等劫难。
事后，清政府不仅被迫重新完成《天津条约》的换约，又被迫和列强签订了更为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