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
……侸仪邻以洞（同）焕，指乾坤而齐极。介兹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循陔自勔，冀申乌鸟之志。
孔明在鉴，非曰道遐；昌言嗥闻（叫阍），庶斯无拔。昔人衔哀罔极……
寓真的《碧落碑考》，在历代书法、文字考证之外，着力研究泽州、绛州立碑的时间，廓清了碑文开头“有唐五十三祀”（公元670年），是韩王李元嘉房妃去世的时间。去世，立碑，本应前后紧紧相随，“敬立大道天尊及侍真像”，碑文写成了，碑却没有立起来。个中缘由，给后人留下无数的想象、猜测、探秘空间。
670年，房妃去世，韩王李元嘉藩王府在潞州（今长治），如立碑，应在潞州，但潞州没有《碧落碑》。
《旧唐书·列传第十四·韩王元嘉》：“高宗末，元嘉转泽州刺史。”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又转到绛州。先有泽州碑，后有绛州碑，没有异议。
二碑具体立碑年份。韩愈的学生、女婿李汉因牛李党争，由吏部侍郎出为绛州司马，后改刺史，他于开成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作《黄公记》，表彰碑文的撰写者李譔（韩王李元嘉房妃的第三子，被封为黄公），谓是“永隆中孝子李譔、（李）谌等，为妣助冥福建也”。永隆只有680年和681年两年。683年十二月，高宗去世，武则天先立中宗，后立睿宗，都没干几个月，到684年九月，就把这两个儿子全废了，自己临朝称制。对李汉的记载，寓真赞同元嘉父子对大唐的忠烈，不满意记载的年代，他把“高宗末，元嘉转泽州刺史”认定是永淳二年（683年），并认为泽州碑就是此时立的。这就把与元嘉父子保卫大唐基业、反对武则天篡权联系起来。但寓真也同意清朝大学问家阎若璩在《半塘闲笔》的看法，谓泽州碑与绛州碑“文异而篆同，皆譔一笔书也”。但这就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高宗去世于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日（二十七日）。注意这时不叫永淳二年，因为就在这年十二月，高宗宣布把永淳二年改为弘道元年，准备亲自上到则天门楼宣告赦免书，显示仁德大义，由于气不顺不能上马，登楼更是奢望，只能在殿前宣读赦免书，二十七日，去世，七天后装在灵柩中。这已经进入684年了，这边皇帝刚死，勋臣贵胄忙成一团，元嘉父子不可能在这年关当口，给房妃立碑吧？（寓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故非要说成是永淳二年，即683年十二月前）中宗在位不满三个月，被废，唐宗室虽对武则天极为不满，但人家还是称武后；称帝，改国号为周，那是在690年，隔了七年。叫武后，行政法上算摄政，是代行皇帝职权，不算篡位，江山还是你们老李家的。为安抚众位皇亲，“及天后临朝摄政，欲顺物情，乃进授元嘉为太尉，定州刺史；霍王元轨为司徒，青州刺史……并外示尊崇，实无所综理”。（《李元嘉传》）明面上，武则天给你们加官晋爵（但无实权），宗室不好不领情、当面翻脸吧？“其后渐将诛戮宗室诸王不附己者，元嘉大惧”，这才有了688年诸王的起兵造反。寓真把泽州碑定为683年，又把绛州碑定为687或688年，若说两碑文字一样，则泽州碑与反武则天无关，绛州碑立在造反前，只是立碑的理由与这段波谲云诡的政治历史有关，而碑文本身，就应该是“有唐五十三祀”，公元670年房妃刚去世时所写（寓真说，可能这时写好了草稿，但完全举不出后来改写的证据）。他说“绛州立碑之时，武则天已自称帝，改变国号（简直胡说八道，这是690年之后的事。立绛州碑时，是武后），元嘉父子作为李唐宗室，深怀家国之忧，预谋起事。正是这段碑文（介兹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流露了刻碑的深层动机，祈福亦别有隐衷。追怀先辈功烈，报答前人恩德的表述，内含匡复李唐社稷的深意。”这是寓真自以为对《碧落碑》最深刻、最独特的微言大义解释，把前人的泛泛之论，落实到了“刻碑”的具体碑文。在这种超级政治强磁场的黑洞牵引下，他硬把670年写好的碑文，跟大唐社稷安危扭接在一起。还说“刻（泽州）摩崖碑之时，高宗已命在旦夕”，高宗身体是不好，“命在旦夕”，高宗自己改元弘道，还准备登楼宣布赦免书，他也不会觉得自己马上完蛋，别人会有这种神级预判？绛州立碑，确实跟反武则天紧密相关，但碑文本身，是670年早写的，也与反武则天无关。
伏愿栖真碧落，飞步黄庭。谒群帝于天关，携列仙于云路。融心悬解，宅美希夷。侸仪邻以洞（同）焕，指乾坤而齐极。
这段是祈福的前提，说母亲房妃修真成仙，与日月乾坤同在，永存，类似于到了佛教所说的极乐世界。在《释碧落碑之“仪邻”》一文，我已对寓真的“仪品”说，给以驳斥；赞同“洞焕”改为“同焕”。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对此不同意，举《灵宝经》上“洞焕”“洞明”“洞朗”等例子，谓与“齐极”也可相对。我自己采用明代顾炎武的“同焕”说，觉得这样的对偶更加严整。
既然成仙，那对下界的关照保佑就理应如此，尘世的儿子以虔诚之心，祈求母亲上天保佑家族、国家安康也正常不过。普通人祭祖，祖上也没升到上天成仙，就是沉沦在阴界、冥界，后代也希望他们在下界保佑后人。
“介兹多祉，藩度惟隆”。“介”，通“丐”，“丐”有“祈求”与“赐予”相反相成含义，合到一起，是心诚则灵，有求必应。此处偏重于赐予义。“兹”，这里，指韩王李元嘉的“藩屏国度”。“祉”，福祉。合起来，母亲你成仙了，在上流天界层，把你拥有的超能发挥出来，赐予我们的家族、藩国福祉，多多益善。
“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说了自己的藩国小家，还必须上升到大唐整个江山社稷，这是必须有的境界要求，是祈福的自然延伸，没有什么大唐被武则天搞得岌岌可危的危言耸听。母亲在天之灵保佑大唐江山像大山一样稳固长久。“永播熊章之烈”，我们后人，要永远传扬先辈建国立业的勇猛威风。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会接过先辈的旗帜，把大唐的事业搞得轰轰烈烈。“熊章”，打仗时，军旗上绣的猛兽熊的图样。“烈”，指不朽的功勋。
这套说辞，没有微言大义，说白了，就是祭祀时的套话，大家都这么说，这么用。唐朝褚亮《郊庙歌辞·祭方丘乐章·雍和》：“介兹景福，祚我休庆。”（北大院士何祚庥名字来由）隋朝《常祀皇地祇五首》：“介兹景福，鼎祚灵长。”从春秋时期的《诗经》到清朝时的郊庙祭祀祈祷，历朝历代，这些都是大话、套话，怎么在寓真这，就发掘出反对武则天、保卫大唐的“神话”？碑文670年写就，与武则天无关。立泽碑时，武则天明面上还提拔他们诸王。绛州立碑，与反武则天似乎有点时间关联，但碑文难道进行了加工，改写？
退一步说，诸王密谋反武，相互联络用的是密语，生怕一不小心泄密，遭致杀身大祸。事实上，688年九月，韩王李元嘉父子被武则天处死，就有诸王造反协同不好的问题，慎之又慎，还出了漏子，还敢把隐秘的心事，公开刻到碑上展示？李汉到绛州任职，837年作《黄公记》，此时武则天的历史罪状早得到清算，反武的韩王父子，早被追认为忠烈，若碑文中有显示忠烈的字词，作为韩愈的学生，我们会觉得他看不懂篆书的碑文，点不破其中的奥秘，留待今日的寓真揭示惊天秘密？
“循陔自勔，冀申乌鸟之志”。这两句，承上启下，祈福的话说完后，又回到深切缅怀母亲的情绪之中。《诗经·小雅》原本有《南陔》篇，毛传谓“孝子相诫以养也，其辞失传”。晋朝束皙补之：“循彼南陔，言采其兰。眷恋庭闱，心不遑安。”（顺着那南边的田埂，采摘兰花，要送给家中心心念念的母亲，想到孝子的责任，心中不免泛起波澜。）“自勔”，“勔”通“勉”。“乌鸟之志”，乌鸦有反哺之义。全句意思是，深切怀念母亲，儿子们自我激励，相互促进，多希望母亲活着，哪怕像老乌鸦年老体衰，不能自己出外采食，我们这些长大的小乌鸦，也会采食回来，一口一口地喂你，如同当年你一口一口地喂食婴儿时的儿子。但这个“志”能实现吗？起心动念的一点“希冀”，在残酷的死亡面前，变得全无一点可能！想到此，儿子们的心情突然激动，难以自持，发出了“天问”。
“孔明在鉴，非曰道遐”。明明在上的苍天呀，你明察秋毫，我们把全部内心的隐秘向你坦诚，逐项逐条，让你严格检验（类似的，我们现在还常说“我对天发誓”）。“孔”，程度副词，表“非常，很”。
“非曰道遐”。本来道不远人，天道、大道，自然、社会的总规则不依人的主观选择而改变，是客观恒常的存在，时时刻刻、处处地地围绕在你的身边。人是自然之子，本应与自然合体为一，但人却异化了，我执，导致与大道分离。修道，就是破我执。母亲房妃生前一直是道教灵宝派的虔诚信徒，此时到了天庭（飞步黄庭）。儿子们，虽然未必是虔诚的教徒，但耳濡目染，对大道还是亲近的。母亲成仙了，踏上了美好新里程，到了永恒境界，孩子们不须再哭哭啼啼，就像现在普通人家，老人去世了，一放阿弥陀佛佛乐，就认为是被佛接走，到了好地方，子女们就把哭泣变成念佛号了。《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无声之中，得闻遐唱，道无终穷，倾心归仰，咸行大心，无作、无欲、无意、无想、无爱、无执、无得、无虚、无实、无灭、无生。言无矫妄，语无恶声。”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该放下，这是出世道的基本要求。但儿子们能做到吗？
“昌言嗥闻（叫阍）”。答案是儿子们做不到，虽然大道就在身边，但就是做不到圣人忘情。《世说新语·伤逝》说王戎哭死去的孩子，“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儿子们在对待亲人死亡的三个层次中，上，忘情；中，节制情，都没有选择，而选择的是“最下滥情”。这是下三滥的恣情，任由悲伤的感情洪流吞没自己。
对修道而言，这是极大的反动，与修道的要求背道而驰。“非曰道遐”，反话正说，说白了，就是不服从道义规定了，开始放纵了。“昌言”，一般解释是善言、正言。寓真说是“善言的诉说”。这些解释，都属皮毛。章太炎《新方言》说“昌言”就是“谠言”，是正直无隐之言。《尚书·大禹谟》的“禹拜昌言”，《三国志·魏·高柔传》的“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辄克昌言”，“昌言”不只是善言、正言，更是不顾场合，不顾对象，高声大语，直筒子倒豆子的自我宣泄，方式方法不对，但出发点是好的。东汉仲长统，每论说古今及世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昌言》。直观形式上让人不舒服的直筒子话、直刀子话就是“昌言”，用老百姓的话，“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您可别见怪”。
诉说的对象、结果是谁，聚焦于“嗥闻”与“叫阍”的千古难题。
唐末官方指派篆书“翻译”家郑承规给出的楷书“翻译”是“嗥闻”，清初闵齐伋、毕弘述的《订正六书通》，与碧落碑对应的字，是“嗥”与“阍”。现当代古文字学家如唐兰等，认为是“叫阍”（也有说是“闷”的，完全不搭调，不提）。
寓真采用“叫阍”说，指向朝廷申诉。“上有青天明鉴，大道并非遥不可及。我们虔诚的祝告，相信可以上达天庭”。旧时吏民因冤屈等原因向朝廷申诉为“叫阍”，从屈原《离骚》中说自己“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后代“叫阍”就成了到朝廷告状诉委屈的代称。杜甫《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地上告御状，是因为一路负责接待的各级机关都糊弄，不伸张正义，只好一路告到中央。屈原本身是重臣，地上没得说了，只能上天庭，找天帝诉冤。而从古到今，上访的路都极其艰难，负责人办公的地方找到了，但门禁保安就把你挡在了外边。“阍”，把门人。母亲房妃去世了，儿子们“昌言叫阍”，难道是欲到大唐朝廷外门处大吵大嚷，鸣冤诉苦？碑文写于670年，高宗正常在位，武则天虽强势，但只是家事，跟国是有何关联？若说绛碑改写，准备造反的韩王父子，敢将不满刻在碑上？故“叫阍”说，是就字说字，放到上下文中，滞碍难通。
还原成郑承规的“嗥闻”，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的意思，“昌言嗥闻”，就是儿子们不遵从道教无执、无爱规定了，遵从深切怀念母亲的先天血缘规定，不顾形象，在人间大喊大叫，希望声音上达天庭，让天帝了解、同情儿子们这份亘古不变的孝心、爱心。
“庶斯无拔”。寓真前几句的翻译就让人不明所以，这句更没法解释了。他说：庶斯，但愿。无拨，或释为“无拔”，不抛弃，不拒绝。把没有异议的“无拔”硬说成是“无拨”，弄得整个翻译谁能看懂？
其实，“拔”完全正确，拔出苦海，就是让你脱离苦海，把你解救的意思。《灵宝经》中像“普拔斯恶”“解滞拔苦”“拔诸苦缘”等词屡见不鲜。儿子们深陷哀毁之中，就像普通人家的子女在父母棺材前哭得死去活来，别人劝慰，拉扯离开，但子女们不听不从，推开劝慰的人，“你就让我们痛痛快快哭吧”。这就是民间的“无拔”。放到碑文中，“庶斯无拔”，“庶”，希望。“斯”，这样。“庶斯”，希望维持现在这个样子。合起来就是天尊、天帝呀，我们不能遵从道义，要恣情地哀悼母亲，虽然这样会哀毁伤身，但我们在所不惜，也希望您不要把我们从“哀毁”中拔救出来。
有了这层铺垫说明，下文“昔人衔哀罔极”等一大堆“尽亲情”的说辞，就怡然理顺。
